申小龙：中文的建构是动词性的，还是名词性的？的诗词全集
越南博士生阮氏练6月4日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样的博士论文答辩在国内还是首次：答辩的学生在国外，答辩委员会的外国专家在国外，国内平均年龄70多岁的答辩老师们聚在复旦光华楼10楼会议室，通过“腾讯会议”app，线上线下协同完成整个答辩。
三个小时的线上线下互动，排除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让人想起“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最后成功结束之时，全场情不自禁鼓起掌来。
欢庆的时候，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围在电视屏幕旁，和屏幕上远在越南的答辩会主角阮氏练同学和河内大学阮黄英教授，和远在河北石家庄的答辩会秘书徐鲁燕同学，欢乐合影。身在韩国、印尼、埃及等世界各地和国内各地的同学在线上参加了答辩会。
答辩会上老师们提出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中文的建构，究竟是动词性的汉语中行为动词有哪些，还是名词性的？据说现在神仙打架，众说纷纭。
这个问题最早是我1984年发表在《复旦学报》上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来的。论文题目是《汉语语言类型的新探索——论主题句研究的语言类型学意义》。论文的核心观点就是中文句子的类型无法按西方语言学的形式范畴划分出来，而须由中文句子的表达功能决定。中文句子的表达功能，即交流作用，涉及中文句子的属性。
对中文句子的属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阅读的文献中，我注意到两种有意思的观点，它们互相“不认识”，但恰好是对立的。
一种是复旦外文系教授林同济的观点，他从汉语句子常有动词的集结，判断汉语句子是动词性的。
一种是复旦中文系教授郭绍虞的观点，他从汉语句子中动词不起核心的作用，判断汉语句子是名词性的。
这两位都是文学研究大家而非语言学圈内人，他们对汉语句子的感觉超越了狭隘僵硬的语言学范畴，我特别喜欢，也特别在乎。
我从汉语句子的表达功能出发看他们两位举的例证，发现他们立论的基础不同。
林同济先生立论的基础是叙述行为事件的句子，例如：“他拿着枪，绕着屋子走”；
郭绍虞先生立论的基础是评论话题的句子，例如：“苹果橘子买了一大堆”。
我恍然大悟：两位先贤（他们都在八十年代初逝世。郭先生在我的《汉语语言类型的新探索》发表当年辞世，此前现代语言学没有任何人理解他的语法观点。）都看到了汉语句子独特的表达功能，但都有以偏概全之嫌。而从我的功能句型的观点看汉语中行为动词有哪些，林先生说的是动词性的施事句，郭先生说的是名词性的主题句。这是汉语句子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类型，加上说明两件事的关系的关系句，汉语句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当然还有其他表达功能不同的小的类型，例如存现句、名词句、祈使句等）。
以上可知，八十年代我们讨论汉语句子的属性，所谓名词性和动词性，是在西方语言学形式主义的框架之外，建立一个基于中文本土语感的功能视角。在这个视角中，中文传统的名句和动句范畴不再被遮蔽在西式“主谓结构”之中，而开始破门而出，登堂入室，进入语法学家，尤其是文化语言学以“文化认同”为号召的语法学家的法眼。此时我们可以说，西文句型是以主谓结构为代表的形式句型，中文句型是以动句名句为代表的功能句型。
有意思的是，林同济和郭绍虞都把基于特定句型归纳的特点做了语言总体特点的延伸。
林先生认为动词集中，动词突出，是汉语造句的基本倾向，郭先生认为汉语的本质不可能以动词为重点，汉语造句的特点是以名词为重点。
我们细看两个人的依据，林的依据是汉语句法的脉络由一个接一个动词凸显，郭的依据是汉语句子的脉络由一个接一个“词组”（句读段）凸显，动词不起作用。两位先生的共同之处是都反对西方语言句法的动词中心框架。
林先生的“动词优势说”以中文句子动词的时间性连缀否定动词中心说；
郭先生的“名词重点说”以中文句子没有形态变化，也就没有动词的核心作用否定动词中心说。那么中文句子有什么呢？郭老说有词组的铺排。
可见，两位先生虽然观点对立，但否定的都是汉语现代语法学源自西方的以动词为中心的句法框架，肯定的都是中文句子流动铺排的句法框架。
在中国古代语文传统和中国本土文化视角下，我们把与西方语言句法的动词中心框架相对立的中文句法框架称为名词性框架。这也同时致敬了郭绍虞先生的“名词重点说”。
中文建构之名词性框架有三重涵义：
首先，是功能主义。这是我理解的郭绍虞先生“名词重点说”的本义。中文句子的格局是功能主义的格局，在功能主义的格局中，动词不起核心的作用。（参见《论汉语句型研究西方概念的消解和本土句型的重建》《北方论丛》2012.5；《论中文句型之句读本体，功能格局，事理铺排》《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3.3）
其次，是实体思维。中文的组合，无论是字的组合还是句读段的组合，都习惯使用意象思维。（参见《中文理解的功能主义》《复旦学报》2015.4；《中文句法建构中的声象与意象》《北方论丛》2016.2；《四字格与中文句子建构的二重模式》《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3）
要注意，表面上看英语喜欢使用抽象名词也是一种“名词性”，但抽象名词是和抽象思维联系在一起的，它在本质上和动词中心没有区别，甚至是动词中心所要求的。意象名词是和具象思维联系在一起的，它在本质上反动词中心之道而行之。
其三，是名词共性。我1989年在《清华大学学报》上发表《中国语文研究的词类学传统》一文中首次提出汉语的实词具有“名词共性”，汉语词类要区分“义类之辞”和“形貌之辞”的重要观点。名词共性，说的其实也是实体思维。
前几年有人提出名、动、形都归属“大名词”，汉语首先在第一层次区分大名词和摹状词。相对于大名词和摹状词的区分，名、动、形的区分不那么重要。这就是我1989年的观点。而且只是我对整个汉语词类本土理论建构中的一个环节。（参看《中国语文研究的词类学传统》，《清华大学学报》1989.3-4）
近几年关于汉语的构造是动词性的还是名词性的讨论，和30多年前中国文化语言学的论著对照起来，更可以看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创新，深刻影响了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这一影响在语言学的欧美理论背景下，正日益显出本土语言理论建构和本土文化视角的旺盛的生命力。
谨以此回应阮氏练博士论文答辩中专家的提问，也帮助参加答辩的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作为导师，我衷心感谢答辩委员会中外专家的意见，尤其是复旦大学的老校友，华东师范大学潘文国教授，每一次博士论文答辩，都收获他的真知灼见。
阮氏练同学，我们全体同学，加油！
申小龙：中文的建构是动词性的，还是名词性的？的诗词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