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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01年，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工作、个体化和生活政治”的论文，作者为都柏林大学学院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系教授Harry Ferguson。他在文中主张，社会工作专业在现代社会后期应从以“解放政治”为核心转向以“生活政治”为核心。两年之后，诺丁汉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政策学院讲师Paul Michael Garrett发表“为什么‘生活政治新纲领’难以信服”一文，直指Ferguson文章的问题所在。Ferguson很快做出回应。两人主要围绕着贝克（Beck）和吉登斯（Giddens）的社会理论，就社会工作的使命展开了精彩的论辩。

个体化与生活政治

在第一现代性（或称简单现代性）中，社会被视为线性系统，外部力量如教堂、家庭、专家、传统和习俗等对主体身份建构和系统变迁起着关键作用。而在后传统社会中，国家、阶级、核心家庭等经典制度消退，主体成为规则的探寻者。“个体化”不再是把人从紧密编织的相互依赖、监控、强制之网中“解放”出来，用贝克的话来说，“个体化”是“不再重新嵌入（阶级、家庭、性别、国族）的脱嵌（disembedding without reembedding）”。其目的在于把人的“身份”从“既定的东西”转变成一项“责任”，要求行动者承担这项任务的责任，并对其行为的后果负责。现代性用强制性的、义务性的社会地位自决，取代了社会地位的被决。与个体化相伴而行的，是亲密关系的变革。比如，家庭越来越变成一种选择性关系，变成一种个体的联合，不再有什么既定的义务或现成的日常工作组织方式，而是进入一种新型的、由多元关系经协商构成的“后家庭时代”。吉登斯用“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来描述后传统社会中那种自治的、自觉参与的关系。

在吉登斯的著作中使爱尔兰解放的人是谁，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是相对于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而言的。借用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中的表述，解放政治指的是“激进地卷入到从不平等和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生活政治指的是“激进地卷入到进一步寻求完备和令人满意的生活可能性的过程中”。换言之，解放政治关心的是消灭剥削、不平等和压迫，旨在改变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提升受压迫者的生活机会（life chances）。而生活政治将权力看作是普遍性的而非压迫与被压迫的等级体系，认为在全球化和后传统的社会背景下，个人有选择生活方式的余地，旨在促进自我实现、提升生活选择（life choices）。

Harry Ferguson 的主张

Ferguson认为我们已经生活在后传统社会，处于个体化过程中，主体进入自反态。由此，社会工作的核心基础也应该从解放政治转向生活政治。在后传统社会，社会工作应当作为生活计划的方法论（a methodology of life-planning）存在。这意味着，在人们面临新的选择或问题时，尤其当他们有选择危机无法决策或处于焦虑或崩溃状态时，社工应当帮助他们做出生活计划。

Ferguson认为使爱尔兰解放的人是谁，让人获得（或重新获得）生活的掌握权，帮助他们成功地把握生活环境和自己的未来，最终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治愈，应当成为后传统社会中社会工作的核心。亲密关系的变革也意味着社工实务领域的拓展，丧亲、收养、家庭暴力、儿童虐待等一系列传统意义上的“私”领域在新的话语空间中“去传统化”进入到公共领域。他主张，现代化晚期的社会工作，不应当仅仅学习解放政治那一套反压迫方法，致力于将弱势群体从暴力和压迫中解放出来，而要深入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和亲密关系中，让他们学会探索“我是谁”、“我应该怎样生活”。社会工作教育和实务的目标不再仅限于安全、公平和权利（解放政治），而在于自我理解、自我治愈和自我实现（生活政治）。

同时，在文化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为弱势群体的日常活动提供一个安全环境，也是后传统社会中社会工作的重要任务。这意味着社工应尽最大努力提供各种可能，为案主在当下的顾虑、未来的发展和过去的习得间寻求逻辑上和心灵上的和谐。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案主应当被视为有适当权力和有用知识的人，被视为对解决问题能有所贡献的人。社会服务过程不再是线性的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自反性过程。

Paul Michael Garrett 的质疑

Garrett肯定了Ferguson将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中的新概念引入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并对他的宏大图景表示赞赏。但是，Garrett认为文章中对生活政治的分析以及相关的讨论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我们是否已生活在“后传统社会”这一基本前提值得怀疑。Hutton此前已经与吉登斯就其基本问题有过争论：当前的社会是否与“简单现代性”存在质的区别或根本性断裂？他认为，很多关键的强权、不平等机制并非已成为历史，相反，在二十一世纪它们依然坚挺。另外，宗教组织依然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亲密关系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没有足够证据支撑我们已生活在“后传统社会”。

第二，生活政治的视角过多地强调了个人能动性、个人选择和个人意志，而没有对结构性限制引起足够重视。这种对个人责任的夸大和对结构性限制的最小化，同样反映在当代社会政策中。然而，并没有资料可以证明，个人都正在从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和历史期待中摆脱出来独自谋生。

第三，主张“生活政治”的人可能受到他们自己的结构性位置的影响。他们的男性身份、社会地位可能都影响到他们的主张。男性通常处于结构的高位，有选择余地。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使他们相对容易获得一个多少感兴趣的工作。然而，对很多人来说，工作是很难获得的，是很不稳定的，是恐惧和焦虑的重要来源。主张生活政治的人通常是男性、城市本位的、有流动空间的、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化程度高的甚至还可能是富有的。

社会工作的当务之急依然应根植于“解放政治”。除非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与阶级的生产与再生产、父权制的再生产、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等结构性难题作斗争，“解放政治”才能成为过去。

Harry Ferguson 的回应

对于Garrett的每一点质疑，Ferguson分别作出了回应：

首先，Garrett提到爱尔兰的妇女流产依然不被允许，但他忽视了避孕药在爱尔兰的使用已经和其他国家一样平常。而且，妇女生育的第一胎中三分之一是在婚姻之外生育的，这意味着传统的婚姻与亲子这一必然联结的破裂。Ferguson指出，没有人会说所有家庭都已经实现民主化，但不可否认的是，事情在发生变化。研究表明，在家庭中，越来越多的孩子感到安全，女性和男性一样受到尊重，男性也像女性一样可以表达情感。

其次，Garrett提出的个人行动能力有限的问题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弱势群体当中。Ferguson同意这一点，也认为吉登斯和贝克关于个人行动的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必须指出，生活政治对我们重视行动者自己的能力依然有所启发。过分强调结构性限制可能导致我们忽视他们的行动能力和有用知识，可能也不会思考社会工作专业如何处理这些能力和知识。

第三，Garrett怀疑生活政治的提倡者都属于无法体会民间疾苦的精英集团。Ferguson始终同意学者的自我反省和真诚的自我揭露，但是Garrett也没有对自己的社会位置进行批判性反思，而吉登斯对此从不敷衍。

Ferguson总结性地指出，过于强调解放政治会让我们陷入对个人行动能力的忽视。他主张，生活政治为现实生活中的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基础，让社会工作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真正有所作为。

（这是社论团队.社会工作小组的第79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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