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大全

这是孔融流传下来的《杂诗二首》，其一写远大的政治抱负，情辞慷慨；其二写丧子之悲痛，情致哀婉悲切，都有抒情色彩，极冨感染力。我们先来解释第一首。
“岩岩钟山首，赫赫炎天路”二句：岩岩，高峻的样子。《诗经·鲁颂·宫》：“泰山岩岩，鲁邦所詹。”钟山，北海中的山，极寒冷的地方。赫赫，炎热。炎天，指南方。钟山为极寒之地，炎天为极热之地，两相对比，喻“世道炎凉”。这两句的意思是说，高峻寒冷的钟山石首，与炎热至极的南方之路，地理位置差异，冷热悬殊，对比强烈。
“高明曜云门，远景灼寒素”二句：高明，地位显赫气势灼人的权贵。曜（音耀），炫耀。云门，上接云汉的高门。远景，余光，余焰。景，日光。灼，烧灼，熏炙。寒素，门第低微的寒族。这两句是说，地位显赫的权贵，气焰直侵云汉；他们的余光气势逼人，熏灼寒门。
“昂昂累世士，结根在所固”二句：昂昂，高超挺拔的样子。累世士，累积几代才出现的贤才。累世，连续几代。结根，扎根。此二句言超群出众的贤才是连续几代积累的结果，是需要牢固的根基的。
“吕望老匹夫，苟为因世故”二句：吕望，太公望，姜姓，吕氏，名尚，号太公，又叫姜子牙。传说七十多岁被周文王发现，任为师，佐周灭商，因功封于齐。匹夫，平民百姓。世故，时世的缘故。此二句说，姜太公一介平民，由于时世的机缘而大有作为。
“管仲小囚臣，独能建功祚”二句：管仲，春秋齐国人，名吾夷，先辅佐公子纠，公子纠与桓公争位失败后管仲被囚，经鲍叔牙举荐，受到桓公重用，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功祚，功勋业绩，指齐桓公的覇业。这两句是说，管仲本为一囚徒，却能帮助齐桓公建立伟大的覇业。
“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二句：年岁暮，岁月流逝。屈原《离骚》：“恐年岁之不吾与。”此二句是说，人怎能永久活着呢？我年纪老了。感叹人生无常，只恐年岁迟暮。
“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二句：不肖，自谦之辞。猛虎步，像猛虎一样的步伐。比喻雄俊豪迈气概。这两句说，有幸托此不肖之躯，应当像猛虎一样奋勇前驱。
“安能一苦身，与世同举厝”二句：安能，怎能。一身，一辈子，一生一世。举厝（音措），举止行为。此二句意思是，怎能困苦终生，与世俗同流合污呢？
“由不慎小节，庸夫笑我度”二句：小节，琐碎的亊情。庸夫，平庸的人。度，器量，胸怀。此谓由于不拘小节，庸夫讥笑我的器度胸襟。
“吕望尚不希，夷齐何足慕”二句：希，稀罕，敬慕。夷齐，商代孤竹国君之二子伯夷、叔齐，兄弟二人。相传孤竹君死后，伯夷、叔齐推位让国，逃奔西北周。周灭商后，二人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饿死在首阳山。这是说吕望尚且无需敬慕，何况伯夷与叔齐呢？
这是孔融《杂诗二首》中的第一首，是诗人以景托怀的励志之作。那么，这首诗是作者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写的呢？孔融是忠于汉室的，他素与曹操政见不合。他反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经常嘲讽曹操，曹操很恼火，但为了笼络人，只能隐忍，暗地里却示意与孔融有仇的郗虑弹劾孔融，使孔融被免职在家赋闲。然后曹操又写信给他，希望他与郗虑搞好关系，以后说话、做亊情不要那么浮华率意，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孔融回信说：不必。我现在已经能够心情愉快地接受这样免职。此诗就是作于这一时期，抒写这样的心情。全诗20句，分三层：
前4句是写景，写高峻寒冷的钟山，与炎热至极旳南方之路；地位显赫气势灼人的权贵，与门第低微的寒族，两相对比，喻世道之炎凉，实指曹操煊赫的威势。
中间12句写诗人自己坚定不移的节操、抱负和志向。“昂昂累世士，结根在所固”超群出众的贤才是连续几代积累的结果，只有像山川这样根基牢固的人才可以昂首于天地之间。这是孔融自喻，他是孔子20世孙，祖上世代为官，根基牢固，出身高贵。他打心眼里看不起宦官出身的曹操。但对曹操重视人才等策略还是比较佩服的。转下来引用“吕望”、“管仲”二人的亊迹，来说明一个人只要有远大的抱负和志向定能成就一番亊业。然后诗人发出感叹“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可惜我老了。但话锋一转，“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安能苦一身，与世同举厝。”表明自己不服老，也不安于现状，立志要成就一番亊业。
最后4句写支撑自己的气节和风骨。他对世俗很蔑视（“庸夫笑我度”），对于“吕望”尚不稀罕，对“夷齐”又何存仰慕呢？
纵观全诗可以看出孔融的志气很高，因为不好直言，所以借史述怀，慷慨言志。通过描写地理位置的差异，高门寒族的悬殊，时势英雄的发迹等，揭示世亊无常，穷者能达的人生哲理，表达了诗人高傲疾世，一身正气的高洁品格。全诗笔力隽逸，苍劲悲凉，气骨凌人，体现了孔融诗文“以气为主”的特点。
《泰山梁甫行》是三国时期文学家曹植创作的一首乐府诗。此诗描述了边海百姓的艰难生活，比较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的惨痛景象，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生活的同情。全诗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的手法，使边海贫民悲惨的生活图景跃然纸上，言简意赅，寓意深刻。
《泰山梁甫行》是借乐府旧题描写海边逃民的困苦生活而作。关于此诗的创作时间考证，有多种说法。有人根据曹植《求自试表》中“臣昔从先武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的叙述，认为这首诗当作于曹植随曹操北征乌桓时，写途中所见。可为不实，因当时曹植虽在戎马之中，未经流离之苦，还不可能对灾难中的人民有如此诗中那样深厚强烈的同情。有人根据曹植《迁都赋·序》中“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的叙述认为作于魏明帝时，是自况。因曹丕父子的迫害，曹植不断地搬家，每况愈下，虽近似“流离”，但并未“失所”，还没有到藏身草野的地步。这首诗写于魏明帝时是无疑的，但不是自况。在曹叡的时代徭役繁兴，赋敛苛细，百姓为了逃避征调，常常不敢家居而窜入山林；诗中写的正是这种悲惨情景。